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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农民思想研究

2019-04-10 10:14:32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充分彰显了乡村振兴中对农民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杜润生先生一生情寄三农、心系农民,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对西方农村社会发展的广泛了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尊重农民、发展农民” 的思想,比如正确认识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共同体; 重视农民“权利贫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注重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声音等。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杜润生    农民    农民协会    农民权利


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没有农业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力量,就成为关乎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杜润生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系统挖掘、梳理、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正确认识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自土改时期开始,杜润生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农村革命与改革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离开领导岗位后,还一直心系农民,积极为农村改革献言献策,为农民发展奋力呐喊,在后辈学者中树立起了“农民的恩人”( 姚监复,2012) 的形象。杜润生先生知农、尊农、爱农,和农民心连心”( 王郁昭,2012) ,根源于对中国农民的富有洞见的深刻认识。

(一) 农民是一支伟大的力量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农民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根本性的力量。对此,近代以来关注中国历史命运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践者都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论断,李大钊 ( 1999) 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毛泽东( 1991) 提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梁漱溟( 2005) 认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晏阳初( 2003) 认为“中国伟大的力量是农民,这种伟大的基础和潜伏的力量还没有开发,我们要开发出来,才有力量”。上述这些论断主要着眼于中国革命和乡村建设,而杜润生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则是着眼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在改革之初,他就提出,“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 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 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 杜润生,2008) 。“8 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 8 亿农民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 杜润生,2008) 。“我国居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这是一支伟大的力量”( 杜润生,2008) 。杜润生对农民的重视正是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必须依赖、开发这支伟大的力量,他非常重视农村改革中农民力量的发挥,一直强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中国农村改革一定要“倾听农民”、“相信农民”,并且要“向农民学习”,才能切实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

(二) 农民的两重性

虽然杜润生非常重视“倾听农民的声音”、“尊重农民的选择”,充分肯定农民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对农民保守、落后的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统称其为农民的“两重性”。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大包干的过程中,杜润生对此有过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具有两重性” ( 杜润生,2008) ,因此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应该深刻认识农民的两重性,“正确对待农民”。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将他们“当作一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要求他们”,一味搞公有化,乃至形成冒进; 同时,农民作为私有者,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将农民所希望的小自由( 如自留地、家庭副业) 都当作资本主义倾向予以打击。杜润生( 2008) 认为,如果对这种两重性认识不够,“看不到其中的某一方面都要犯错误,对某一方面强调得过了头也会犯错误”。对农民的私有倾向,杜润生( 2008) 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其主要的根源在于,“旧社会遗物没有‘死’,它还活在一部分群众的心里,它的根子扎得很深,死掉的只是枝叶,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就会复活”。这就导致农民虽然在本质上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有时候部分农民却看不到或想不到国家利益,因而对某些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因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农民的两重性加以利用和引导,充分调动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合作的积极性与个体的积极性。这一观点,对于当前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 用市场制度激励农民,用民主制度团结农民

那么,如何调动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呢? 杜润生指出,推进中国农村改革要过好两个关: 一是市场关,二是民主关。过这两个关,就要用市场制度激励农民,用民主制度团结农民( 杜润生,2008) 。余展等( 2012) 认为这是对杜润生学术观点和领导思想的最简要的概括,即在经济上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并且要在过“市场关”的同时过好“民主关”。

杜润生( 2008) 始终坚持中国农村农业改革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的观点。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命题提出来的时候,官方表述一直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杜润生则始终使用的表述是“农民、农村、农业”,对于农民的重视由此可见。他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才有了基本的依靠力量,甚至他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的观点。“用市场制度激励农民,用民主制度团结农民”的思想,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农村改革中出现的“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可以说是一种警示,值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认真借鉴。

二、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杜润生对农民的认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对西方农村社会发展的广泛了解的基础上,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并且经过长期的深入农村调查、深思熟虑形成的。这一点在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因此,杜润生“用市场制度激励农民,用民主制度团结农民”的思想,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智慧结晶。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组织农民协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深入农村开展调研等方面。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杜润生就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的想法,并向中央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这一建议。直至 2010 年年近百岁,他仍然写下了“关注农民,先组织起农民协会”的寄语。可见,组织农民协会在杜润生心目中的持久重要地位。

(一) 组织农民协会,充当农民代言人

其实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领导贫雇农建立了农民协会,并且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对当时的民主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新中国建国初期,为了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构筑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农民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以及自上而下的乡村政权网络逐渐健全和完善,农民协会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明勇,2005; 黄荣华, 2016) 。在中国农村改革初步取得成功之后,农民的利益趋于多元化,为给农民提供一个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呼声、维护自身的权益的组织,杜润生 ( 2008) 提出“恢复”、“重建”农民协会的主张。他认为“没有组织,农民就没有自己的谈判地位,不能解决内部的矛盾、协调外面的矛盾,政府和农民对话就没有渠道。”组织农民协会,充当农民代言人,使其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以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杜润生呼吁恢复农民协会的根本出发点。这一思想在农民利益愈益多元、复杂的今天,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当前应该及早打消各种顾虑( 是否是革命组织? 是否与基层政权冲突? 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尽快在全社会建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开展社会协商和利益整合、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农民自组织———农民协会。

(二) 组织农民协会,搭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随着改革开放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就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焦点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市场和农村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整合”( 党国英,2003) 。如果不能很好地建立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连接,单个农户就会缺乏在市场中的基本谈判地位,更遑论获得满意的市场价值,亿万原子化的农民在走向市场的“惊险一跳”中,必然出现错位而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杜润生提出,刻不容缓的事情是重组农民协会,提高农民自组织程度,加强农民的谈判地位,反对各种歧视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利。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将原子化的农民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农业科技能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产品能最终实现价值的组织体系,使农民能以较低成本、较快捷的方式进入市场( 张晓山,2004) ,才能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浪潮中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 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杜润生( 2008) 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政府直接对接农民,中间缺乏一个中介组织。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组织,农民就没有自己的谈判地位,不能解决内部的矛盾、协调外面的矛盾,政府和农民对话就没有渠道。不容否认,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各项权利,并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会不断获得更多的权利。但在现实中,随着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变迁,农民会不断产生许多自身的特殊利益,需要向政府寻求帮助与保护。如果农民还处于古已有之的原子化的境况下,缺乏向政府诉求的畅通渠道,势必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因此,组织农民协会,一方面可以提供农民与政府对话的畅通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权益受损的农民提供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保证。受法治意识淡薄等原因的影响,原子化的农民在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时候,往往无力诉诸法律途径,而如果依靠农民协会,则能很好地得以顺利解决。在力主建立农民协会的过程中,杜润生特别重视普及教育,认为不断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政治自觉,才能使农民协会成为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共同体。

近些年来,关于组织农民协会的讨论在学界逐渐热烈起来,部分地区也开始组织起农民协会,但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实中进展仍然缓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坚持吸收杜润生的思想,尽快在全社会组建农民协会,以完成杜润生这“一个未了结的期盼”。

三、重视农民“权利贫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农民应为自由人”( 杜润生,2008) ,这是杜润生一直坚持的观点。在中国农村改革中,他一直强调“我们欠农民太多”,应该赋予农民更多的权益。面对由于农民“权利贫困”而造成的农村改革裹足不前的问题,杜润生( 2008) 指出: “事情是靠人做的,农民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的事最终要靠农民去完成。”因此,农村改革过程中必须“给农民国民待遇”。

(一) 给农民国民待遇,首先不能歧视农民

从农民到新型农民,再到新型职业农民,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来,农民的身份从称呼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反映了农民身份、地位、权益的莫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农民逐渐从土地和原来其它的各种约束中解放出来,但城乡二元壁垒始终顽固存在,导致农民不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益。当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国策时,杜润生 ( 2008) 就提出,“要给农民国民待遇,首先不要歧视农民,不能只重城市、重市民,而轻农村、轻农民”,应该“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歧视农民的分隔城乡的户籍制”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只有真正做到不歧视农民,给农民国民待遇才能落在实处。

(二) 给农民国民待遇,让农民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杜润生深刻地意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但关键的第一步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 ( 杜润生, 2008) ,让农民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他一直非常重视农民的“权利贫困”问题,认为当农民拥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之后,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杜润生( 2008) 尤其强调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一直呼吁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分隔城乡的户籍制,从而打破制约农民“权利贫困”的藩篱。只有农民真正摘掉“二等公民”的帽子,成为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才能切实成为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动力。当前逐步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为农民“权利贫困”问题破了题,也算是了却了杜润生的一个心愿,但给农民国民待遇的问题还需要大力推进。

(三) 给农民国民待遇,要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即使农民拥有了完整的公民权,也不能完全保证农民的国民待遇,还必须切实维护、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杜润生( 2008) 指出农民增收困难,实质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土地权利被侵犯,农民负担还很重,许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国民待遇。如何能够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最主要的是靠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其要加强村民自治,保证群众参与、共同决策,培育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公民意识、维权意识等。同时,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农业现代化之后提出了农村现代化。而农村的现代化天然地包含农民的现代化。杜润生( 2008) 认为,农民的现代化离不开市场与民主这两个大学校,没有它就没有农民的现代化。而不论是市场还是民主,都要求给农民国民待遇。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需要坚持把“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思想落在实处。

四、注重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声音

中国农村改革一定要注重实地调研,“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杜润生,2008) ,是杜润生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来自于对农民的关爱,他说,中国农民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些事情却没有办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重视科学调查研究。在总结改革开放前农村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杜润生( 2008) 认为,“凡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我们工作最健全的时期; 凡是不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时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冒险主义都出来了。”可见,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呼声,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才会真正促进农村发展。

(一) 科学的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农村改革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关乎着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没有科学依据的决策,容易把好事变坏事,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必然会使农民受祸。所以,党和政府关于农村改革的决策应该建立在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杜润生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就反思历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 1981 年就叮嘱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青年学者,“调查研究工作的目标,应当是为了使决策者避免犯错误”;直到 2005 年在《纪念陈云同志》一文中,他对陈云同志“凡重大问题,要用 90%的时间搞调查研究,10%的时间做决策”的工作规则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号召我们虚心诚意地向陈云学习(杜润生,2008) 。群众路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杜润生将重大决策建基于科学的调查研究,正是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坚持和运用。杜润生强调,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个群众选择的过程。只有在集中广大农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决策,然后交给农民群众讨论、落实,并在落实的过程中继续根据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完善,才能真正把“好事办成好事”。

(二) 调查研究要注意倾听相反的声音

对于调查研究过程,杜润生特别提出了要有一种逆向思维,要“搞点逆性推理法”,要注意倾听相反的声音。他提出,调查研究不能绝对化,不要害怕调查材料不符合既定的模式、既有的观念、既成的理论,“不要自己树起菩萨给它磕头烧香”( 杜润生,2008) 。如果开展农村调查研究,不敢抛弃一些过时的结论,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面,这样的调查将无助于指导农村的改革,甚至还会造成负面的作用。因此,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人员,一定要避免被当时的舆论所支配,要避免迎合领导的意见,避免“口袋里装的材料要啥有啥”,而应该认真研究相反意见的材料、不同意见的声音和不支持调查结论的事实,不能把繁杂的客观事实简单化。因为现实中农民的动摇可以说是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判,一阵风、一哄而起、一刀切的错误做法是和群众路线不相容的( 杜润生,2008) 。

(三) 调查研究要长期坚持、系统进行

开展农村社会调研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很容易就沦为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草草了事。因此,杜润生 ( 2008) 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拉长线,不是只拉短线”,要通过长期的、系统的实地调查,不仅为当前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还要为未来的工作储藏材料。杜润生非常重视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在 1981—1983 年开展了两次“百村调查”的基础上,就建立了规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在2005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建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他总结指出,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优点在于它的连续性,能够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的真实世界,有利于党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参考。规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建立,为长期系统开展农村调研奠定了前提条件,但如果没有一群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调查人员,调查研究仍然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杜润生特别强调,调查研究“开头难,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一定要有为农村、农民、农业献身的精神。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应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杜润生“注重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声音”的思想,才能保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各项决策真正做到科学有据,真正合乎农村农民实际。

杜润生先生情系“三农”,终生不悔,为农村革命和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杜润生正确认识农民,在肯定农民力量的同时,又理性看待农民的两重性,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杜润生没有回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而是以敏锐的目光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农民权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主张,有助于理顺改革中农民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农民在改革中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总之,杜润生农民思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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